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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劫难图自强

时间:2018-06-27    点击: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灾难,在十年动乱中,学院各项工作遭到严重的摧残和破坏。教学设施大量损坏;干部、知识分子蒙屈含冤,有的被迫害而死;正常的教学、医疗秩序被打乱;大批教学骨干被下放到农村;就连“长春中医学院”的名称也被取消,合并到吉林医科大学。       

对“文化大革命”的动乱,长春中医学院的许多干部、教师和学生亦从各个角度,采取各种办法,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他们保护学校资产、设备,保护干部和知识分子。在困境中,他们继续潜心从事科研、教学活动,坚持用中医、中药为广大患者解除病痛,为学院在新时期的重新崛起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第一节 “文革”期间的基本情况

一、“停课闹革命”和“红卫兵”运动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完全抹杀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文化战线上取得的成就,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通知》为“文化大革命”确定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5月18日,长春中医学院成立了“文革”办公室,李品三担任主任,刘子文、黄凤俊、张金娥为副主任,领导学院的“文革”运动。       

1966年5月31日,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诬陷、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紧接着,《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从此,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一场政治暴风雨席卷全国。为期十年的动乱开始了,长春中医学院自此卷入动乱中。       

6月2日,学院内贴出了300多张大字报,向聂元梓等七人表示致敬和声援。       

6月4日,全院召开“声讨‘三家村’黑帮大会”。       

6月19日,学生贴出题为“七大罪状”的大字报,“控拆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对师生的“毒害”。       

6月20日,学生又贴出大字报“十大罪状”,把运动的矛头从校外转向校内。       

6月22日,中共吉林省委派来联络组,李奇为组长,领导学院的“文革”运动。       

面对这种动乱的形势,党委副书记李品三等同志千方百计设法说服学生,试图引导运动的发展,但未奏效。“造反派”认为,这是李品三在利用学生们热爱党、相信党的深厚感情,压制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并称之为“六·二三事件”。       

从6月20日-7月10日,学院内共贴出大字报4779张,点名批判的达178人,其中重点批判对象8人,“问题较多”的有15人。       

7月10日,斗争的矛头开始转向学院党政领导。       

7月24日,部分师生贴出题为“最最强烈要求变联络组为工作组”的大字报。7月27日,中共长春市委派来工作队,汪为任队长兼党委书记。8月5日,工作队撤点,留下观察员、联络员、通讯员继续工作。       

8月8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同日,学院成立了第一届“文化革命委员会”,由21人组成,杨旸(学生)任主任委员。       

8月15日,学院副院长济舟被批斗。       

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学生》和《好得很》两篇社论。《红旗》杂志第十一期选登了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三篇文章,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毛泽东主席先后8次在天安门接见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此时,长春中医学院相继出现了几个红卫兵组织,并形成了所谓“造反派”与“保皇派”两派群众的对立。8月下旬,陆续开始到北京和全国各地进行“革命大串联”。       

在全国动乱形势的影响下,长春中医学院的“造反派”把斗争的矛头进一步指向党委副书记李品三。8月24日,召开了斗争李品三大会。当天下午,省委宣布:撤消李品三党内外一切职务。       

9月13日-24日,副院长汪正、团委书记潘金萍、党总支副书记郑九江、武装部长刘学增等相继被批斗。       

至此,长春中医学院数十名党政干部和数十名专家、学者被冠以“叛徒”“特务”“反动学术权威”以及“地、富、反、坏、右”等罪名,统称为“黑帮分子”“牛鬼蛇神”。他们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及工作权利,大多数人被抄家、游街、劳改,不少人被殴打、刑讯逼供,备受摧残。在这场浩劫中,曾为党的公安工作和中医高等教育事业做出很大贡献的党委副书记李品三被迫害致死,著名老中医、长春中医学院门诊部主任赵泰伯被某些“造反派”折磨致死,还有些人因遭毒打而致伤残。       

文革中,学院许多教职工和学生坚持正义,坚持实事求是,自觉抵制少数人的错误做法,冒着风险保护干部和知识分子。如某次造反派欲揪斗李品三时,有人将李品三藏了起来,暗中保护,使之免遭毒打。有些人看不惯个别人的做法,从“造反组织”中退了出来。       

在全国性动乱的形势下,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长春中医学院的“文革”运动仍逐渐升级,“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充斥校园,动乱仍在继续。       

1967年1月初,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相继被造反派夺权。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以王洪文为头头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所谓“一月风暴”。       

1月22日,在“一月风暴”的煽动下,学院文革会率领造反派夺取了各级党政组织的印章,宣告“夺权”。12月7日,成立了学院“临时夺权委员会”,掌管了学院的党、政、财、文大权。造反派还占领了档案室,夺取了广播站。他们查封和破坏了学院多年苦心经营的各种教学设施:医史陈列馆中许多珍贵医史文物丢失,至今下落不明。中药标本室里一些珍贵标本被损坏;针灸模型室中,国内少有的、在当时是一流水平的“针灸玻璃人”等教具被损坏;诊断示教室被撤消,大量教学仪器被毁。       

面对种种错误行径,广大干部、群众极为不满,不少人暗中将某些设备保存下来,在以后学院恢复时,得以重见天日。当时藏书6~7万册,含珍贵图书万余册的图书馆,就是在广大师生的保护下才免遭重大损失。       

从1966年6月开始,仅几个月的时间,学院便遭到巨大破坏,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教师不能教书,学生不能学习。六一~六五级学生从此荒废了学业,也没有再按正常规律招收新生,应届毕业生亦未及时分配工作。“文化大革命”对中医药教育事业是一场严重的浩劫。       

二、“清队斗争”和“五·七”“六·二六”下放人员

1968年7月学院根据上级指示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工作。       

清队采取“办学习班”“隔离审查”等办法,搞“人人过关”。开始被揪斗有44人。经调查核实,根据当时的政策,分情况作了处理。大部分人结了案,定了“性”,其中5人定为“敌我矛盾”,还有3人因“问题未清”而继续审查。       

在此期间,不少干部,教师被列为“专政对象”而受审查。如1969年4月12日,造反派将济舟、汪正、王万钧、王海滨、高世昌等31人定为“专政对象”。他们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和工作权利,停发了工资,有的被长期隔离审查,有的被强令“劳动改造”,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到1971年8月,学院革委会才对其中大多数人按“省革委会政治部落实政策和审干工作座谈会”的精神,逐一专案审查,给予“平反”,并补发了工资。而有少数人,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得以落实政策,给予“解放”。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长春中医学院根据省高等学校领导同志会议精神,于1969年初开始落实走“五·七”道路名单。上级下达给学院走“五·七”道路的干部数为56名,实际下放了70名,超额14名。下放地点分别为和龙县、敦化县、延吉县、龙井县、农安县、扶余县、德惠县、磐石县、蛟河县、永吉县、东丰县等。       

1969年,根据吉林省(69)151号文件精神,长春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医护人员开始走“六·二六”道路。按照上级指示,学院附属医院应有37名卫生人员下放农村安家落户,实际下放了44人,超额7人。这些医护人员分别下放到榆树县、海龙县、前郭县、洮安县、东丰县、双辽县、乾安县及甘肃等地的农村落户。       

干部、医护人员的下放,使学院的力量大大减弱。据1969年2月8日统计,全院在编人数为369人,走“五·七”“六·二六”道路后,教职工剩254人,其中,教师(包括临床教师)不足100人。在下放的人员中,很多人是教学、医疗、科研工作的骨干和具有相当丰富办学经验的干部。这样,使长春中医学院各方面建设都受到严重影响。在复校时,不得不从下放人员中及省内外抽调大批人员,以充实教学、医疗、科研力量。       

干部和医护人员下放到农村以后,有些人因不适应农村艰苦的生活环境而身患疾病,其中,云鹏、王忠堂、范润生等人在农村病故。       

在下放期间,广大干部和医护人员,把农民群众当做服务对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他们治病,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他们不分昼夜地抢救危重患者,为防治常见病、多发病、地方病以及某些疑难病,做了大量的工作,向当地“赤脚医生”传授医疗知识,为提高他们的医疗水平做出了贡献。下放干部返城时,当地群众十里相送,依依不舍。粉碎“四人帮”后,“五·七”“六·二六”下放人员大多数返城、返校。       

三、成立革命委员会,各项工作得以部分恢复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支左”,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地方各单位。不久,解放军陆军××部队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长春中医学院。其后,由空军××部队派来军宣队接替。军宣队的进驻,对稳定局势,、制止武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林彪、“四人帮”一伙煽动派性之争,胡说“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等影响下,动乱并未因此停止。       

1968年7月26日,解放军××部队党委批准成立“长春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革命委员会”,成员如下:       

主任:杜奎刚       

副主任:苏东丰吴拱治       

常委:张万芳南征       

9月3日,按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由长春机车厂和辽源煤矿派出的“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我校,和军宣队一道,领导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8年11月15日,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长春中医学院革命委员会”,其成员如下:       

主任:郑兆坤(军宣队长、解放军××部队政治处副主任)副主任:耿忠明(工宣队长,长春机车厂革委会常委)杜东升(军宣队员,解放军××部队航医主任)杜奎刚(长春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革委会主任)常委:孙文芝(工宣队员,长春机车厂工人)王正芝(工宣队员,辽源煤矿工人)于海宽(学生)张荣久(学生)       

“革委会”的成立,使混乱的局面部分得以缓和,然而,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派性”仍然很严重,打击迫害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做法并未结束。       

混乱的局面使人心惶惶,人们切实感到,乱,对国家不利,对人民不利,对中医教育事业不利。人心思定,切盼安定、团结的局面早些到来。广大教职工和学生,采取各种方法同林彪、“四人帮”做斗争,努力在混乱中求得安定。但是,在极“左”思潮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这种努力取得的成果是十分有限的。学院革委会成立后,人们曾抱有很大的期望,但一系列政治运动,仍然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干部和知识分子。       

1968年12月-1969年10月期间,长春中医学院开始了“整党建党”,并对“文革”初期批斗的干部进行审查。       

整党领导班子由11人组成,其中,工、军宣队2人,革委会4人,群众代表5人。整党建党,应该说是从乱向治的一个进步,但极“左”思想的影响,使之不能完全走上正轨。       

整党开始时有党员109人,经过整建党,开除3人,党内给予处分的3人,“纳新”4人。整建党结束时有党员110人,其中走“五·七”“六·二六”道路的34人,在校党员76人。在基层建立了6个党支部。       

1969年10月15日,开始整建团组织,成立了整建团领导小组。原有团员132人,在整建团中发展3人,共有团员135人。       

整建党之后,长春中医学院逐渐地制订了一些规章制度,例如《行政管理制度》《生活管理制度》《教学器材、医疗器械、总务备品管理制度》《破损、遗失赔偿制度》《关于本院公费医疗的几项规定》等等。这些规章制度的制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心思治的愿望,但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并不能从根本上起到从乱到治的作用。      

 

第二节 长春中医学院并入吉林医科大学

经过4年“文革”运动的长春中医学院,校园呈现满目疮痍,零乱不堪的景象。办公楼、教学楼等处上下水道、电气设备均遭不同程度的破坏,桌椅、门窗、办公设备等,无一处完整,人们热切期待长春中医学院能早日结束动乱,走向正轨。       

然而,1970年6月23日,吉林省委与革委会决定,将长春中医学院与吉林医科大学合并,统称为“吉林医科大学”。原长春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改为“吉林医科大学第四临床学院”,这样,吉林省仅有的一所中医高等学校,实际上被撤消了。       

合校以后,固定资产仍按原来两校情况分属管理,教学仪器设备基本上未重新调配。但部分人员有所调整。       

合校以后,吉林医大第四临床学院的党政领导班子组成如下:       

党委书记:杜奎刚;党委副书记:李颖、盂庆鹏(军代表)、陈希文(工宣队代表)、苏东丰。合校以后,中医、中药事业并未得到真正的重视,中医药教育事业也未能得到发展。       

 

第三节  特定历史时期的教学、医疗、科研工作

一、教学工作

“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原来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六六、六七、六八、六九届毕业生均在学院“停课闹革命”,开展所谓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全面批判。直至1968年初,才开始着手毕业生的分配工作。1968年1月,开始分配六六届100名毕业生;1968年8月,1970年7月,进行六七、六八届121名毕业生的分配工作。到1970年,六九届前的毕业生基本分配完毕。此期间,还分配了三年制的中药士毕业生。       

从1970年6月开始,医大四院陆续招收了9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其中5期为省办),5期“工农兵学员班”,以及“中药班”“护士班”等中专班,开始了恢复办学的尝试。       

西学中班的学员来自全省(包括当时划归吉林省的哲里木盟)各个地区,其中有临床多年的西医教授、副教授、讲师、主治医师等,也有各县、公社、大队的医生和“赤脚医生”。学员年龄20~60岁不等。学制为半年至两年不等。其中,省办西学中班5期:       

第一期:1970年6月-1971年5月,140人。       

第二期:1971年6月-1972年5月,179人。       

第三期:1972年6月-1973年5月,82人。       

第四期:1973年2月-1973年8月,95人。       

第五期:1976年3月-1978年1月,72人。       

共培养学员568人。       

西学中班的教师由在校的教师担任。开设课程有中医学基础、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外科学、推拿学、针灸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儿科学等。当时提倡“一根针”“一把草”“新医疗法”治疗疾病,中医基本理论的学习并不受重视,对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名义是“吸取精华、剔其糟粕”,实际上多持否定的态度。这对学员全面、系统掌握中医学理论,有很大影响。       

结业后,这些学员中的一部分尚能将中医理论用于临床实践,从事中西医结合工作,也有部分学员,通过学习对中医产生了兴趣,结业后积极从事中医理论及临床的研究,撰写了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中西医结合论文。西学中班的举办,为全省培养了一批中西医结合的骨干,并为以后此项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基础。       

在此期间,还举办了“中药中专班”“护士班”“中药技工班”3期,培养学员75名。其中:1971年,护士、技工、中药班35名;1973年,中药班20名;1975年,中药班20名。学制为一年半或两年。毕业后,他们被分配到全省各地从事中药工作,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从1972年开始,吉林医大招收了“工农兵学员中医专业班”,由吉林医大第四临床学院负责中医教学和管理,西医基础课由医大基础部负责。到1976年为止,共举办5届,招收学员374人。其中,1972年招收66人,1973年招收80人,1974年招收61人,1975年招收70人,1976年招收101人。       

工农兵学员班学制为三年,学习科目为:西医学基础(包括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组织胚胎学、药理学等),学习时间为一年;中医学基础、中药学、方剂学及临床各科,学习时间为一年半。后两届增设了《金匮要略》《温病学》等科目。最后半年为临床实习。毕业分配到省内、省外各医院及解放军所属医院,有的回原单位从事医疗工作。      

 

二、医疗和科研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动乱的10年中,医务工作者一直没有停止为广大患者服务。即使在武斗期间,他们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冒着枪林弹雨,想方设法治病救人。他们排除种种干扰,积极创造条件,开设门诊和病房,以收治患者。大批医护人员下放之后,在校的医务工作者克服种种困难,逐年增加门诊量和病床数,并开展了对慢性支气管炎、肝硬化腹水、慢性肾炎、急性热性病、冠心病、大骨节病、癫痫、急腹症、骨折、椎间盘脱出症、百日咳、功能性子宫出血、宫颈糜烂、骨质增生症、肛肠疾病等病症的临床观察和科研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绩。到1976年为止,住院病床已由原来的100张增加到260张,是“文革”初的2倍,门诊量增加到每日1500人次左右,是“文革”初的3倍多。       

“文革”初期受到批判、后期得到“解放”的医务人员,一经恢复工作,便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中,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广大患者解除疾苦。1970年末,医大四院派出防治克山病医疗队,奔赴敦化县山区,进行防治克山病工作。       

1973年,骨科医务工作者用改进的小夹板治疗骨折,取得一定效果。他们继续推广采用推拿按摩方法治疗椎间盘脱出症,使不少患者康复。儿科用自采的“白屈菜”治疗百日咳近千例,取得明显疗效。制剂室利废利旧,不断改进剂型,生产骨质增生丸、癫痫丸等新中成药,受到患者的欢迎。他们还和中药教研室等单位一道开展“三土四制”,自采中药4500公斤,并用于临床。       

1970年4月,中药教研室邓明鲁、高士贤等编写了《吉林中草药》一书,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收载地产中草药458味,附方1000余。为了编撰此书,以适应开发吉林省药用资源及教学的需要,他们多次带领学生到深山密林中考察,收集了大量植物、动物标本,掌握了第一手材料,为探明我省地产药材资源与分布情况做出了贡献。1972年,临床各科室人员协作,编写出版了第一期《中医药资料汇编》。教学人员编写了第三版中医教材。1966年以后,邓明鲁、高士贤等在“文革”前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开展了东北动物药和中国动物药方面的研究工作。他们千方百计查找资料,亲自到山区、林区考察,取得了丰富的资料,编写了《东北动物药》。在文革结束后又编写出我国第一部《中国药用动物志》,填补了我国在这方面研究的一项空白。       

针灸教研室刘冠军、严玉林、李一清、纪青山等,在此期间一方面积极应用针灸疗法、新医疗法为广大患者治疗,一方面积极开展了经络感传方面的研究和针灸文献的整理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1969年3月15日,为了加强国防建设,支援边防,吉林医大四院开始进行防冻的研究。此项科研任务原由解放军后勤部下达,解放军天津某部队、吉林省中医中药研究所、吉林医科大学等单位共同协作,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进行研究。吉林医大四院首先组成“三·一五”小组,组长吴拱治,副组长纪青山,组员:王志良、莱萌、陈秋澄、张树勋等,任继学、于凯成、许相文、马金凯、杨德生等也参加了部分工作。此项工作于1975年基本完成,被评为吉林省科技成果,载入《吉林省医药卫生科技成果汇编(1977-1978)》中,并被收入《国家重大科技成果汇编(1974)》中。此项科研成果后被转给解放军某单位,为加强国防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十年动乱中,长春中医学院广大医务工作者、教师,能克服种种困难,坚持工作。很多教师顶着“两个估计”的压力,冒着“打棍子”“戴帽子”的危险,坚持教学,坚持医疗,坚持著书立说,坚持搞科学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些成绩。       

长春中医学院在“文革”中尽管受到很大摧残,但终能保全下来,并得到曲折发展,这是全院教职员工共同奋斗的结果。祖国医学以它顽强的生命力,度过了不平静的十年。长春中医学院为振兴中医药事业,培养中医药人才,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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